一場豬流感，令全港市面頓時風聲鶴唳，特區政府亦絲毫不敢怠慢，立時嚴陣以待，各個部門全速運轉。

這也難怪，歷史上曾出現過的豬流感，嚴重性甚至足以改寫歷史，就如1918年那一次，亦即是俗稱的西班牙流感，造成的死亡，達二千萬人以上！比起戰禍造成的一千六百萬人死亡，還要大得多。更有一說認為，流感乃這場大戰提早結束的原因之一，因為各國都已沒有兵力再戰。（不過必須一提，該流感病毒雖然與豬隻身上的一樣，因此在頗長時間內被視為豬流感，但近年亦有研究指出，當時那隻病毒是直接由禽鳥跳到人類身上，而不一定要經豬隻，所以是禽流感而非豬流感。）

無論如何，當豬流感於1976年2月，於美國新澤西州一個軍營內重現人間，造成一個士兵死亡，近兩百個士兵感染，並出現人傳人症狀之後，當時的福特政府立時如臨大敵，在3月尾，甚至匆匆決定，在九個月內，為全國二億一千萬人口，不分男女老少，實行規模前所未有的人人防疫注射計劃。

經過半年的張羅之後，計劃在10月正式執行，但卻落筆打三更，出閘脫腳，不單有三位長者在診所接受防疫注射時猝死，雖然調查得出沒有證據顯示死亡與防疫注射有關，但已經遭傳媒大事炒作；但真正為計劃造成致命一擊的是，在接受注射的人身上，發現出現Guillain-Barre症候個案，立時造成公眾恐慌；而最諷刺的是，想像中的豬流感大規模爆發，卻始終未有出現。

結果在輿論壓力之下，於12月中，即是計劃實行後兩個半月，防疫注射便遭暫緩，到了1977年3月，新上任的卡達政府更把計劃全面擱置。一場原本雷厲風行的防疫行動，頓時成了一個笑柄。

究竟人們能夠如何從這場1976豬流感風波中，吸取到甚麼公共管治的教訓呢？

後來，當事人，事發時美國疾控中心（Centre for Disease Control）的負責人David Senser撰文反省，暗批總統福特當時太過受傳媒、輿論和政治考慮左右，而匆匆作出一個本來更應從醫療專業角度出發的公共衞生決策。他引述，在1976年秋天進行的一項醫學界別內調查Delphi Exercise of Schoenbaum顯示，大部分醫療專家都認為，計劃最理想應集中在二十五歲以下年輕人中實行，因為他們在流感中最易受感染。Senser甚至認為福特在最初高姿態處理疫情，助長了輿論中的民粹主義，侵入了本應是公共衞生的專業領域，是一個錯誤。

究竟在一個危機中，政治與專業考慮，應該如何取得平衡？政府的反應應恰如其分，多從專業角度出發；還是應該回應民情，多考慮政治效果？九七以來，從禽流感、再到沙士，似乎在香港仍是一個爭論不休，懸而未決的課題。

福特政府處理豬流感的始末，已經成為公共行政學裏的一個經典案例，並曾經被人放進《Public Administration: Concepts and Cases》這本公共行政學的「天書」裏，如有興趣詳細了解當中教訓的讀者，可自行翻閱。（但也請大家小心，我手上有這本書的第四和第六版，卻發現這個案例只被收錄進第四版當中，換句話說，即是到後來已被抽走，讀者不得不察。）